2020年的两会，比往年来的要晚一些。但不变的是，民生依然是两会人民群众关注的热门话题。其中，养老和医疗一直都是民生领域的重要方面，除了两会的代表委员外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同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

5月21日，养老问题专家、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杨燕绥教授接受《华夏时报》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两点建议，一是养老金方面，要尽快完成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和管理体制，为发展个人养老金开拓空间。二是调整医保基金支出结构，支持发展社区医疗。

一直以来，“社会保障”都是两会调查期间备受关注的议题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，保障和改善民生要“在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”，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定调。

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，养老、看病等话题持续升温。2020年5月14日，清华大学课题组在国家经济周刊发布的《中国银色经济和健康财富综合发展指数》显示，积极老龄化慢速发展、未备先老的局面有所改善。同时，重点问题日益凸显。作为该指数的创始人，杨燕绥提出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，以下两项工作是重中之重。

夯实基础养老金 全面开放个人养老金账户

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深化养老金制度改革，基本养老金进入国家治理，全国统筹、垂直管理与一体化运行已是国际经验。截止2019年底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.67亿人，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2.3358亿人，占总人口的16.7%，成为民生保障的最大项目之一。2010年我国《社会保险法》规定“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现全国统筹”。10年间，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主要议题涉及制度模式、政策标准和管理体制。

基本养老保险是养老金第一支柱，重在公平性与可持续性，在理论上和国际经验中通行现收现付模式，为老龄化进行储备的功能在养老金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。目前各国养老基金统筹的模式主要有3种：全国统筹，如美国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由联邦政府直接负责；准全国统筹，如德国法国等实行全国统一经办，基金行业或地方统筹；区域性统筹，如中国省级统筹和地市统筹。我国职工养老保险从县级统筹起步，经历了基层统筹（市县）和地方调剂（省市）、省级统筹和中央调剂两个发展阶段。

当今各国养老金制度均面临三大挑战：人口老龄化、人口流动和灵活就业。进入老龄社会要夯实基本养老金，做到全覆盖、保基本，完善三支柱养老金结构，建立早减晚增的领取机制。2025年以前，当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%时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，但有三个事件导致改革窗口期提前：一是1963年出生高峰的“婴儿潮”（当年初上2920万人），2022年满60岁进入男职工退休高峰，实现全国统筹基本养老保险的最后窗口期应为2021年；二是“一孩家庭”政策，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前下降，2000- 2019年间参保人增长率从7%降至5%以下，领取人数增长率超过8%，缴费人与领取者供养比从3:1降为2.5:1；三是制度“老人”和“中人”两个转制成本，导致高费率、高调待和不断增加的财政补贴，平均增长率为16.79%。为减轻企业负担要大幅降费，职工养老保险的长期平衡堪忧。此外，适应人员流动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，都需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。三分政策、七分执行。统一政策、待遇调整和公共服务平台，需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国家养老金管理局和垂直管理的地方系统。

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仅为40%左右。在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，大力发展企业年金，可以将拥有住房的职工的住房公积金转入企业年金，让3亿职工拥有企业年金。最后，大力发展开放性的个人养老金计划。杨燕绥表示，我国个人储蓄率比较高、家庭拥有房产较多，只要国家给予税收减免，规范受托管理和投资管理，个人养老金的发展还是有潜力的，年轻人有资金流动性需求，喜欢信托型计划；大龄人员会将一部分养老金资产放入契约型保险账户。

在十四五规划期间，我国亟待夯实基本养老保险、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、发展个人养老金计划，人社部建立三支柱养老金的信息平台和监督机制。

综上所述，完成养老金制度定型和监督机制，提高国民养老金充足性，从而保证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消费，促进了老年人消费后，又形成了老龄人口的红利，进而为年轻人的人力资本买单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。

建议医保基金支出向基层倾斜 支持社区医疗

如果说，“老有所养”还仅是一个群体话题，那么“病有所医”的需求几乎涵盖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

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，逐步暴露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，比如医疗费用控制不力、医保扩面受阻以及经济转轨期给医疗保险带来的压力。为解决这些难题，党中央、国务院5号文件要求，医保改革与社区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相结合,探索两者共同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。

“伴随着人类寿命延长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，慢性疾病的占比越来越大，比如，糖尿病、阿尔兹海默以及癌症。同时，这些慢性病的治疗费用昂贵，比如，糖尿病肾透析、癌症晚期的治疗，尤其是阿尔兹海默症以及老年失智等方面的医疗康复，一直到最后的护理成本都很高。那么，这些昂贵的慢病谁来管？在过去，都是由诊所来管，后来就是大型的医院。到底是由医生诊所来管还是大型的医院来管？这一讨论几乎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，结果是大型医院失败，诊所胜利。因为，诊所的医生可以带着他的团队走进社区，走进家庭，而大医院的医生是要靠设备工作的，很难走进家庭进行慢病的管理。”杨燕绥表示，家庭医生及其诊所是个团队，需要慢性病管理和常见手术的工作平台，那么这个平台就是介于诊所和大医院之间出现的社区医疗，解决80%的基本医疗问题。同时，还是流行疾病预防与控制与体系建设的基础。

多年来，我国一直在力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，但是，大医生下基层依然存在不少障碍。

在杨燕绥看来，医疗资源下沉缺个中间的着陆点，这就是社区医疗。社区医疗里也要设一些一级医院、二级医院，甚至有二级的康复医院，还有临终医院、老年护理院等设施，同时，还有公共卫生站。

就在3月5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中提出，“发挥医保基金战略性购买作用，推进医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，促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”、“统筹医疗保障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，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，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”。

然而，据记者了解，我国依然存在重治轻防、重医轻护的情况，由此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，分级诊疗、分类医护不到位。同时，我国财政预算、医疗保险基金和卫生医疗人力资源的70%以上向三甲医院集中，呈现一个倒三角型体系。

为此，杨燕绥建议，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和慢性病管理改革要嵌入社区医疗。大医院的普通门诊下沉到社区医院，与全科医生对接以实现整合医疗。这样的话，我国家庭医生的全科医生培养、家庭医生团队的发展就有了一个中间陆地，医疗资源自然就会变成正三角。其中，60%的资源在社区医疗，30%的资源在大医院，还有10%的资源在跨地区的医学中心，这样就实现以健康为中心的可及性、安全性和可支付的三个目标。

不过，杨燕绥强调，一旦嵌入社区医疗的概念，卫健部门就要做到人财物向基层走，尤其是社区全科医生的培养、职称、考核应有独立性，要有别于专科医生。